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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统伦理道德

作者: 发布时间:2020年11月15日 浏览次数:2020 来源:

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源远流长,历史悠久,条目繁多,内容丰富而庞杂。其中,“尚公”、“贵和”对中华文明、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深远影响,可将其视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。
一、尚公
尚公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基本的价值取向。从某种意义上说 ,贵和也是由尚公派生出来的。
中国古代尚公,首先是由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。中国是在没有彻底破坏氏族血缘关系的情况下由野蛮进入文明、建立国家的。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一种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。在这种社会结构中,家是国的基础,国是家的扩大。这便是孟子说的天下之本在国、国之本在家。因此,有学者说,中国古代的“国家组织,一如家族”,是“君与父无异”、“家与国无分”的。由家族本位引发的势必是整体主义。这是因为,家族的整体利益直接关系每个家庭成员的切身利益,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家族的地位所决定的。这样,人们自然会把家族的整体利益置于首位。
中国古代重整体的观念又产生于先哲对人的社会性的深刻认识。荀子早就说过,人“力不若牛,走不若马,而牛马为用,何也?曰:人能群,彼不能群也”。人之所以高于和优于万物且主宰万物,就在于人能组成群体,从而形成巨大的合力。荀子又从社会分工来说明个人对社会群体的依赖。由于任何人都“不能兼技”,人类只能通过分工协作而共谋生存。所以,他一再强调:“人生不能无群。”只有群体“和一”,个人才能安乐;若群体因争而乱,由乱而离、而弱,个人便无法安生。这就突出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一致性。在其他古籍中也有类似议论,如《汉书》中说人“不能群则不胜物,不胜物则养不足”。在这种古老的社会学理论影响下,家族整体主义发展扩大为重群的社会整体观念。于是,整体重于个体,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,就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。在中国古代,群体、整体通常是用“公”来表述的,因而“尚公”便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。
一门学术的观念系统,是指处于这一学术深层的、具有方程式设计意义、而表现在理论系统和技术系统之中并对其起支配做用的思想性内容。它具有韧性持久、作用广泛和深刻且不易改变的性质。
中医学讲究超越结构的整体观念,就是脱胎于“尚公“思想的模板。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不仅把人体自身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,而且也把人与自然、身与心、人与社会等各种因素统一联系起来。所以在分析、认识人的生命现象和诊治疾病时,往往要从这种广泛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去把握。
并且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又有其独特之处。第一,这一整体观念认为万物连同人自身都是由一元之气化生的,这一整体超越了结构,却又没有忽视结构;第二,气的运动变化是连续而非间断的。这样一种连续的气话运动整体,从过程而言,不能街区任何一段加以个别认识,个别需服从整体。所以无论生理现象还是病理现象,都只能从真题的全过程出发;第三,气作为万物始基,它是无限的,充满宇宙的。因为无限,所以无法选取有限的内容加以认识。整体辩证愈加重要。
同时,中医学重视顺应天地的自然观念。崇尚自然,顺应自然,最后达到天人合一。它既强调与自然地统一和谐,又强调自然而然的状态。这是对道家“无为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。老子的"无为"并不是什么都不做,并不是不为,而是含有不妄为、不乱 为、顺应客观态势、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。
尚公是贯穿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条主线。首先,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,仁是四德、五常之首。而仁的根本精神就是爱人利他,其着手处是“克己”,即克服自己的私心、私欲。到后来,宋儒直接以公释仁,如“公而无私便是仁”,以去私作为为仁之方。 中医更是以伦理强化医德。医德即医学道德。它以医药学为基础,经历了起源、形成、发展和深化的过程。由于医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,始终受着社会道德及意识形态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,所以与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。明确这一关系,有利于医德的发扬光大。中医史上历来强调医德修养。孙思邈《大医精诚》,被誉为是“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”。 它论述了有关医德的两个问题:第一是精,亦即要求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,认为医道是“至精至微之事”,习医之人必须“博极医源,精勤不倦”。第二是诚,亦即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,以“见彼苦恼,若己有之”感同身受的心,策发“大慈恻隐之心”,进而发愿立誓“普救含灵之苦”,且不得“自逞俊快,邀射名誉”、“恃己所长,经略财物”。更明确地说明了作为一名优秀的医生,不光要有精湛的医疗技术,还要拥有良好的医德。
二、贵和
中国古代的整体主义又极为重视整体内部的和谐,试图通过人际关系的和谐、个人与整体的协调来实现整体的和谐。古人深知,群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除了秩序,还有协调与和谐。对社会整体而言,秩序与和谐是相互促进的。一方面,建立秩序是为了保证协调和谐;另一方面,协调和谐的实现自然会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安宁。中国上古文化是礼乐文化,不仅重礼而且重乐。所谓“礼主分,乐主和”,就是要通过礼乐来追求国家与社会的和谐有序。先哲也一再申言,“和也者,天下之达道也”,“德莫大于和”。因此,贵和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又一重要精神。
中国传统的贵和精神表现在诸多方面。就国际关系而言,它主张“协和万邦”;就国家治理而言,它期望“政通人和”;就人际关系而言,它要求和睦相亲、和衷共济,强调“和气致祥”;就家庭关系而言,它告诫人们“家和万事兴”;就经营之道而言,它提醒人们“和气生财”; 就中医辩证而言,不仅要重视整体观念,同时也不忽略。中国人始终认为,祥和之气是最可贵、最美好的。
为了维护和谐、稳定、均衡,中国古人始终对失和、失度、失衡保持警惕,这就促使中国人形成了中庸的民族性格。由于古代先哲从一开始论和就重视和同之辨,所追求的乃是一种多样统一的理想状态,这又养成了中国人较为包容的民族性格。这种民族性格,不仅使中国人对外来文化能够兼容并包,而且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。在中国,以和为贵不仅是一种普遍共识,而且业已成为一种民族心理。这种民族心理又促使中国人形成了和解、礼让的处事原则,与人为善、宽厚待人的交往原则。由于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,就使中国自古重视生态伦理,自觉维护生态环境;由于强调个人自身的和谐,就使人们重视“和心”、“和性”,养成一种平和的心态,深知“心必平和然后乐”的道理。概而言之,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,贵和精神随处可见,对民族性格、民族精神和民族习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